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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苑》

 抢救真实的历史--沈宁讲民国

沈宁 (美国丹佛)
 

沈宁认为民国史料需要抢救,背景照片为他的外公陶希圣。

   休斯敦的二月春风拂面。18日下午,美南作协在侨教中心举办讲座,沈宁以“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需要理性研究”为题,辅以家庭和历史照片,陈述了他个人的见解。沈宁根据家庭沧桑和自己的成长经历,提出许多历史遭到扭曲,有必要还原历史真相。
    沈宁的外公是着名历史人物陶希圣,伯父是着名“七君子”之一沈钧儒。沈宁1977年考入西安西北大学,毕业后任陕西电视台导演。1983年赴美国留学,曾任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空军学校教官等。沈宁出版的长篇传记小说《唢呐烟尘》、《百世门风》、《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等,叙述了许多民国人物的难忘故事,用他的话说就是“抢救真实的历史”。
    沈宁对民国有特别的感情。他民国时期出生在南京,那时候南京是民国首都,她的母亲是总统府秘书。沈宁父母1946年在上海结婚的时候,上海市长钱大钧将军主婚,蒋介石差人送了一幅亲笔字(49年之后上级收缴了)。他家的长辈裡有不少人在民国期间很有声望。他从小听过许多故事,也见过之中的一些人。沈宁学文出身,出版过几本有关历史的书,做过相关的研究。他觉得太需要抢救民国时期的历史,如果再不努力做这件事,民国历史的很多真相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
    沈宁的叔祖沈卫资助自己的学生张季鸾到日本留学。张季鸾留学归国后主持大公报,从不把国民党的规定放在眼裡,整天发表骂国民政府的文章。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开宴会,军政大员数百,而首席主客是张季鸾。张季鸾死后归葬陝西,蒋介石亲自跑去扶棺下葬。沈宁父亲的好友陆铿做中央日报采访主任时,发表文章痛斥四大家族,蒋介石很生气。沈宁的外祖父找陆铿谈了一次话,陆铿继续做主任。前些年,沈宁在旧金山与陆铿聊天,陆铿说你外祖父当时跟我谈话的态度很不好。
    沈宁的二伯父沈钧儒当时专门跟国民政府过不去,关了监牢,他在“牢”裡写字幅“还我河山”。照片上的沈钧儒坐藤椅,穿长衫,纸墨笔砚伺候,大字挂在牆上,让人照相。马寅初骂蒋介石最有名,在重庆当面撕破脸的骂,据说给关到牢裡去了。马老先生坐牢期间出版了着作。沈宁怀疑“坐牢”居然还可以着书出版。马寅初沈钧儒最后都放了,出来继续骂蒋介石,还受尊敬。
沈宁的父亲有一次到庐山参加记者招待会,在宋美龄讲完话后,站起来问四大家族怎麽贪污腐败。宋美龄驳斥了他,满场记者都低着头不敢坑声。可蒋夫人对他家裡人还是很和善。1943年4月19日,宋美龄代表国民政府到美国求援,在美国国会做演讲。她的风采倾倒美国国会,演讲之后全场起立,掌声达四分锺。
    沈宁的父亲生前是宋庆龄基金会的常务理事。过世之后,沈宁兄妹从美国回北京,应宋庆龄基金会之邀到宋庆龄故居访问座谈。宋庆龄故居在北京后海,以前是纳兰的王府,可是宋庆龄住的房间相当简朴,很难相信她在那裡接见外国元首。
    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和沈宁的外祖父很要好。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沈宁的外祖父拿着中央日报的搬家费,一家人租好房子就分文没有了。陈立夫到新街口办事,听说陶希圣刚搬到这裡,就来噌中饭。外祖母没辙,只好炒两碗蛋炒饭打发。陈立夫退休来美国后,开养鸡场为生。
沈宁的外祖父是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日报董事长。刚到台湾中央党部和《中央日报》都不分配住房。外祖母自己出去找房子,在台北新生路和信义路买了一处小宅子。到《中央日报》去申请家具,只领到一张四条桌腿,上面架个木板的桌子,和四把折叠木椅。五个舅舅加外祖父,不够坐。外祖母只好自己买回两个书桌,四把椅子,让舅舅们勉强能做功课。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队买米买菜,来不及时只好买些面粉,回家煮面条。后来王惕吾先生听说了,送了两袋米。外祖母买个大瓦缸存放,几次搬家大瓦缸一直保存着,留做了纪念。
    沈宁说,民国造就的人材有教育家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和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叶企孙、钱学森和华罗庚;艺术家有赵丹、白杨、梅兰芳、马连良、吴祖光、新凤霞、红线女与常香玉;文学家有鲁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从文和张爱玲;美术家有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如今,中国艺术家文学家的成就,没人能够超过这些人。连说相声的都没人比得了侯宝林。林语堂在民国时期,不管写什麽都能出版,否则成不了大师。
    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袁世凯动用各种手段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争取民众支持。三个月谈判25次,逼迫日本两次修改要求。日本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党发动战争威胁,袁世才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桉,签署了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条,都没有丧失中国主权。史料原件据说还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有桉可查。
    日本人侵占华北后,想找北洋军阀出来做傀儡,找到了吴佩孚。吴佩孚是文人出身,清末登州府院试以第三名中秀才。后来得罪了县太爷,被割了功名流亡从军。他能力强,功劳大,很快成为统领中国半壁江山的大帅。美国《时代》周刊1923年创刊,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国人封面,不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而是吴佩孚。当时美国人认为,吴佩孚最有希望统一中国。斯大林的特使越飞,给斯大林拍电报说:从吴佩孚那裡回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组织: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尤其出色。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战败,隐居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通电反对伪满洲国。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拒绝。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请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不干。1938年日军把华北伪政权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又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仍旧不答应。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少将,日本军医石田,带了卫队到吴佩孚家,借口给他治牙病,强行开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殉国。1940年1月24日,吴佩孚出殡,送行队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发沿途聚集,电车汽车全部停驶。
    上海滩有名的青帮老大杜月笙为从日本人手裡营救沈宁的母亲,从香港飞重庆面见蒋介石,把沈宁外祖父带到香港的汪日密约影件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过,决定公布天下。安排妥当之后,杜月笙提到,沈宁的母亲和两个舅舅被日汪扣留上海做人质。蒋介石立刻告诉杜月笙,先将人救出上海,然后再公布密约。沈宁的母亲被杜月笙的五十个枪手营救出上海。杜月笙回香港的时候遇日本空军阻截。机师把飞机一路升高甩掉了日机。当时飞机设备简陋,飞至八千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难几乎窒息。下飞机被担架抬回家,经医生急救才喘过气来。从此杜先生身体垮了,因为气喘病过世。杜先生以命救出沈宁母亲的性命。
    蒋百里将军跟沈宁父亲是同乡,自小习文中过秀才,跟梁启超徐志摩等大文豪都很有交情。他在日本军校读书全校第一名,获天皇赐刀,让日本人很丢脸。回国后,他任保定军校校长,曾作为蒋介石特使访问欧洲,见过希特勒二把手戈林,也面见过意大利独裁者墨索裡尼,替中国军队争取武器装备。1938年蒋百里病逝后就地埋葬。1947年好友协助迁葬,起棺后发现尸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遗骸火化后迁葬在西湖。蒋百里的夫人是日本人,他的三个女儿都非常美丽,其中歌唱家蒋英是钱学森的夫人。小女儿蒋和与沈宁父母大学同班,后来在北京做德文翻译。
    近几年,国内已有选择地公布一些历史真实,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高陶事件。中央电视台的五集电视片【夺命追逃】,主角是沈宁的外祖父,还有他母亲的一些镜头。1949年蒋介石撤退台湾,乘军舰离开上海到吴淞口。沈宁的外祖父请求蒋介石停船,发电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派人接女儿和外孙沈宁坐快艇到吴淞口登船出海。沈宁的母亲坚决没有走,留在了大陆。
    蒋介石的中文底子很好,沈宁的外祖父执笔替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众说纷纭,蒋纬国找沈宁的外祖父理论。外祖父把手稿拿出来,每页上面都密密麻麻批了红字,已经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笔,整本书实际都是蒋介石自己写的。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陈布雷与沈宁家是同乡,【两代悲歌】这本书中提到的沈君,就是沈宁的父亲。
    1942年10月初,蒋介石敦促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被接受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西方各国陆续同中国签订新约,危害中国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蒋介石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责任。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前往埃及,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主张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那时候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
    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已有450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近200万吨兵船的海军,2700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抗日战争初期,国军海军仅有五万吨兵船,空军仅有300架旧式飞机,陆军加预备役共250余万,官兵缺乏现代战术训练。
    抗战初期,日军一个师装备5000多匹马和500多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国军每个师只有3800枝步枪,多数师没有装备坦克和大炮。在战场上遭遇日军坦克,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等新式武器。全国可动员兵力400余万,步枪总共只有100万支,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300吨,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出的子弹,包括机关枪子弹平均每个士兵才分得四发。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亲眼看见1938年国军一个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每挺配子弹200发,十分钟就射完了。
    抗日战争初期,国军装备和力量根本无法与日军对抗。1936年,整训的国军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尚未运到,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食弹药也不足三份之一。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展开全面抗日的条件。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全国人民抗战呼声更高,国民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匆忙把准备不足的国军开上前线,正面与日军作战。虽然国军将士英勇奋战,终究装备相差太远,屡战屡败。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军总兵力超过75万,一战便伤亡40馀万官兵。冯玉祥回忆,在上海战场,一百里以外看,半边天都是红的。每天一个师一个师,两个师两个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沈宁的舅公万耀煌所率二十五军,在淞沪会战中全军覆没。史迪威将军亲眼看到只有四挺机枪的那个团,在德安战役中与火力强大的日军激战了两昼夜,牺牲600将士,伤500官兵,剩馀官兵奉命后才撤出阵地。
    八年抗战,国军空军6164名飞行员殉国,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国军伤亡官兵达322万人,206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集团军总司令2名、军长8名、副军长2名、师长20名、副师长13名、旅长17名,大多是黄埔毕业的俊杰。
    去年是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沈宁写了一本书【矗立心底的纪念碑】,在序言裡写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活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继续生存着,就是因为那些英雄们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们欠着他们成千上万的性命,欠着他们无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们不能在祖国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耸的抗战纪念碑,我们至少应该在每个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圣的抗战纪念碑。”(于建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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