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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苑》

时代将我推上书法舞台

庞中华 纽约/北京
 

中国硬笔书法家、本报荣誉顾问庞中华先生2011年12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演讲

庞中华

千山鸟飞绝

杨竹画

    庞中华出生在重庆,是当代中国硬笔书法事业的开拓者。曾任文化部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第一届至第四届主席兼法人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终身名誉主席、教育部硬笔书法考级专家委员会主任、美国国际硬笔书法家联盟主席、北京庞体文化艺术中心董事长,日本硬笔书道学院名誉教授等数百项社会兼职。庞中华1980年以来有400多种专著出版发行,其中一些专著30余年畅销不衰,图书总印数已突破亿册,成为几代中小学生和习字者课本,中国家庭必备的藏书。11月2日庞中华先生在伊斯坦布尔奥坎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书法传播大爱"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一本薄薄小书的出版,耗去十五年青春岁月


    中国硬笔书法走过了不平凡的30年历程,经历了至少两代人的努力奋斗,而今它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一个新兴产业而蜚声海内外。从北京的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到全国各省、地、市、县经各级政府部门登记批准注册的硬笔书法社团达千余家,数百万计的书法工作者和爱好者在笔尖下耕耘自己的快乐和梦想。
    30年来,每当我出席各种书法活动,登上讲台或电视屏幕,心里总涌动着一种莫名的情怀,一面是兴奋激动,一面是自怜自叹:这莫非是一场误会,把我推上书法舞台的聚光灯下。要知道,我从未受过书法的熏陶和洗礼,既无家承,也没有师教,在我二十岁之前,基本没临写过一本字帖。
    学生时期,我曾想当个诗人,像故乡的李白那样“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18岁时,曾在《重庆日报》发表诗歌作品。那是一个极左的年代,当诗人的愿望受到批判。有前辈告诉我,写诗会犯路线错误,弄不好一生都完了。于是我选择学习写字,因为写字不涉及意识形态,没有当诗人那么危险。
    仔细一想,写字也就是毛笔字和钢笔字。毛笔字书法历经两千年,涌现出众多的书法名家和流光溢彩的艺术佳作,令我辈望山兴叹,不如另觅新途。于是我想到现在人人使用钢笔、铅笔和圆珠笔等硬笔,我可以作硬笔书法的探索。我打算在学习传统书法的基础上,写出一本创新的钢笔字帖,印上2000册,贡献给青少年朋友,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文革”年代,我成了一名地质勘探队员,辗转在大别山、太行山崇山峻岭之中。我的行装里,总带着书本和笔,还有一部当年重庆生产的“长江”牌手风琴。每天工作之余,我在深山小屋里读书临帖和拉琴,度过了青年时代许多孤寂的日子。我从朋友和同事们那里,想尽办法借来各种各样的书,读后再用钢笔将书中精辟的思想、名言和警句摘抄在小本里,一本又一本,这是我早期的硬笔书法实践。最初临帖,是用钢笔临摹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我赞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古代毛笔书法中有用的东西我都吸取,用不着的就舍去。例如毛笔字的点画、结构和神韵都可以学习,而毛笔字的藏锋、回锋和提按等方法则弃而不用。很快就找到感觉,在“似与不似之间”形成个人的特色。后来,我用这种方法遍临了许多古代名家的真、草、篆和隶的碑帖,总结了实践经验,并于1968年写出我的第一本小书《谈谈学写钢笔字》(简称《谈》书)。
    我满怀热情,把一腔心血写的《谈》书的稿件寄给上海、北京等地的出版社。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年代,没有人会去关注一个深山地质队员那微弱的呼唤。直到12年后的1980年7月,在文化界前辈江丰、文怀沙先生的热情关怀下,《谈》书终于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


“快乐立体教学法”由此而生,并走向海内外


    《谈》书开印前,全国新华书店发回的征订数是80万册。出版社心存顾虑,一个地质勘探队员著的一本谈写字的书,读者会认可吗?正如诗人艾青所说,这叫“母鸡下鸭蛋”,那些平时吃惯鸡蛋的人会买鸭蛋吗?出版社先印20万册试一下,结果两个月销售一空。于是此后就一版接一版地印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突破千万册,仍然供不应求。那个年代,中国人学习文化热情如火如荼,1980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率先对《谈谈学写钢笔字》一书给予热情评价,随后,《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以及河南、江苏和四川等地媒体都作了正面报导。
    很快,从全国各地寄来大量的读者来信,有鼓励、有赞扬的,也有提出问题和我商讨和质疑的。面对来信,我既兴奋又惶恐。我已在深山度过了十五年时光,那时的感觉,就像一只刚走出森林里的黑猩猩,突然抱着一面镜子,看见自己的面容惊慌可笑。
    我惊慌自己的贫乏,这真叫形势逼人,时代催人。为了给众多热心读者一个交代,我必须重新充电、补钙。我开始读书法史,读《历代书法论文选》、《现代书法论文选》,读美学、哲学,尤其是当年备受关注的人才学也破土而出,人才学家王通讯、雷祯孝等提出的“自我设计”、“知识爆炸”等理论对我很有启发,我学会了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应对这个新的时代。我开始给国内的报刊写稿宣传硬笔书法,几乎每投每中,我隐约地感觉到,时代正在改变我命运的航船,将驶向一片未知的大海;我要作一名水手,努力划桨前行。
    时代步步紧逼,1981年4月,我遇到新的挑战,河南大学盛邀我前去演讲。这一消息在开封不胫而走,开封的几十所学校、机关纷纷邀请我去演讲,顿时,古城开封掀起了硬笔书法的热潮。  
    满怀信心和激情,从此开始了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讲演历程。当年,一个名叫《演讲与口才》的杂志在吉林创刊,主编邵守义先生将我写的文章全文刊登,标题叫作“是战士,就勇敢走上讲坛”。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来自学校、机关、部队还有监狱里年轻人的信,让我热血沸腾。沈阳女子监狱的刘晓倩,在狱中刻苦练习书法努力改造成为典型,监狱负责人贺菲多次和我联系,全监狱几百号人集体参加硬笔书法学习。她们通过书法改造了人生。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云南前线的官兵,在“猫耳洞”里练习硬笔书法,他们用香烟盒纸、罐头商标纸给我写来火热的信,我感动得彻夜难眠,在《解放军报》和成都军区领导的帮助下,我乘《毛泽东号》(当年斯大林送毛泽东的专机)飞赴前线。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军营,年轻官兵像迎接亲人兄弟一样迎接我,我被深深地感动,眼睛盈满泪水,我真希望一千次为他们讲演,一万次为他们书写。此后二十多年,我走遍人民军队空、陆、海、武警、边防的军营,从老一辈将军到普通战士,与他们结下很深的情谊。在后来成立的“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的各级书法社团中,人民军队官兵成为骨干力量。
    人们的热情,激起我渴求学习的强烈愿望。我告诫自己,我只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地质队员,只有不断努力,否则将很快地被时代遗弃,我坚持读书临帖,并且采用各种硬笔和毛笔临写历代法帖。由于不断地应邀讲演,我自然注视全民书法教育。我开始读“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有美国人写的,也有俄国人写的,我最喜欢的是中国人潘菽先生主编的“教育心理学”,大段抄写在我的笔记里,应用到我的书法教学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我如鱼得水,步上一个新的台阶,使我的演讲越来越受到大众欢迎。
    这期间,我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育动态》,胡耀邦同志推荐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美国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中国人温元凯写的《中国的大趋势》等许多著作。此后,我在日本全国硬笔书法研修大会上,讲演的题目——《中国当代硬笔书法的大趋势》,在日本书坛引起热烈反响。为了开启我的思路,我十分关注科学家的活动与论述。当年畅销书——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让我受益匪浅。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和华罗庚等科学家谈论科学的文章,让我茅塞顿开,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宽广,每个人应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一棵树,如果知道自己在大森林中的位置,与身边每一棵树的相互关系后,便会努力朝上发展,而不是孤芳自赏自鸣得意。
    1982年,文怀沙先生向我推荐钱锺书先生《管锥篇》,文老讲解了其中“说通感”一文,引起我极大兴趣。所谓“通感”,是指人的眼、耳、鼻、舌、身五官,尤其是眼与耳互通。这之前,我就读到丰子恺、沈尹默先生谈书法与音乐相通的问题,书法是诉诸眼睛,音乐诉诸耳朵,因此可说是眼和耳互为通感。
    幸好我从小迷恋音乐,于是将音乐和书法作了比较,原来书法和音乐都由线条构成,书法中线条长短、粗细、轻重、缓急、节奏、韵律、篇章和情感等因素,都可以在音乐中找到相对应的音符和元素一一加以解释。也可以说“音乐是流动的书法,书法是凝固的音乐”,领悟了它们的“通感”原理,我在书法教学中就采用音乐伴奏书写,让学生不但“看”我写字,而且“听”我写字。更凑巧的是,我是拉手风琴的,而手风琴可以单独用左手演奏旋律和节拍,将右手腾出来写字,于是就成了“左手拉琴,右手写字,用嘴讲述”的“三结合”教学法,所到之处,备受欢迎,效果极佳,后被教育界命名为“快乐立体教学法”,教室里充满歌声和节拍声,让人们在欢乐的节奏中学会书写。
    我的“快乐教学法”在海外受到热情欢迎。由于音乐是世界语言,面对学汉语的外国人或华人讲演,就不存在语言障碍,同时我很注意选用当地音乐,比如在日本书道学院,选用日本民歌;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选俄罗斯音乐;在德国孔子学院,选贝多芬的曲子,让听众理解并爱上了中国书法艺术。我以为,汉字书法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最美妙最迷人的艺术,它应该为全人类所共享,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香港已故的安子介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评价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法国著名学者熊秉明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汉字文化”,而“汉字文化的核心是书法”。我们有责任把中国书法传播到全世界,让全人类共享。
与时俱进,认识新问题,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当硬笔书法大潮在中华大地涌动之时,我感到了时代的召唤,我必须走出已经幽居20年的深山地质帐篷,去迎接一项新的任务。1985年4月,我辞去地质队的工作,到郑州创办“中华钢笔书法函授中心”,成为专职书法教育工作者。我根据几年来的教学经验,编写系统的教材,到全国各地面授,参加各省的硬笔书法活动。这一切来得这样突然,我事先并没有充足的准备,也没有经过培训,我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哟。
    正是在社会的需要和出版社的促使下,我开始编写各种版本的学生字帖、青年字帖、老年字帖、幼儿字帖,甚至一些地区、省市的专用习字课本、海外华文习字课本、写字模具等等,我力求创新,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这都需要双手和大脑不停地劳动。据统计,到2010年已出版418种。
    我不但创立了“快乐立体教学法”,并且细化到怎样教老年人、教外国人(又可细化到日本人、俄罗斯人、德国人、东南亚人、英美人等),总计讲演一千余场,不但给更多听众带去快乐,我自己也感到无比的幸福。
    鼓励关爱会促使我向前,批评和质疑也促我奋进。上世纪80年代,钢笔书法新风渐起,曾遭到质疑。有人批评钢笔书法是“小玩意儿”,“没有艺术性”,不能创造大幅作品,不能登堂入室。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引起我的思考。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海内外生产的各种新式硬笔,发现日本、德国、美国生产的硬笔花色品种近两千种,质量好,笔头粗,可以用来创作大幅硬笔书法作品。于是我开始使用这种粗头硬笔写字,很快找到感觉。尤其是1982年我在《解放军报》上读到马克思关于“武器的发展决定作战方式的变革”,顿时感悟道,“书写工具的发展决定书法艺术的变革”。于是我说服国内制笔厂家生产这种新式硬笔,厂家没有热情;我就自己来生产,也告失败。直到本世纪初,在中国制笔协会领导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和香港盛怡文化公司通力合作,经三年潜心研制,终于生产出质地上乘、外观俊美,可以创作从蝇头小楷到碗口般大字各种作品的全新硬笔,厂家将此种笔命名为“庞中华牌书法笔”,这种新型硬笔可以在宣纸、布帛、塑料、木料、陶瓷和玻璃上书写。我用它们创作了许多大幅作品,从四尺整张到10米长的巨幅。用其中的方头硬笔创作的篆、隶、行、草书法作品,或方峻如刀切,或飘逸如柳丝,粗细变化大起大落,显示出硬笔特有的风格,给人视觉以新颖独到之感。我分别在从艺20周年(2000年)和30周年(2010年)之际,在国家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大型艺术展,展出了我的毛笔和硬笔书法作品,观众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就连那些对硬笔书法艺术创作认识不足或存有偏见的人也感到了震撼,见证了硬笔书法丰富的表现力和群众性。我相信这种笔将带给广大书法爱好者方便与享受,改变中国人的书写习惯,提高他们的书法兴趣。面对此笔,我感慨万千,人间做事多不容易,因为这支小笔,竟用去我二十多年的期待与求索。
    也正是在1988年,当千百万中国书法爱好者们,像春节玩灯笼狮子一样兴高采烈开展硬笔书法活动之时,人们这才被告知,民政部已出台了《国家社团管理条例》(也有人称《社团法》),以往那多家挂名“中国”、“中华”、“全国”的硬笔书法社团,都未经民政部登记注册,因而是不合法的,必须停止活动。
    狂热的人们冷静下来。大家开始联合起来,重新向文化部、民政部写申请报告,期望批准成立国家级硬笔书法社团。时间在艰难而缓慢的期待中又过去五年,1993年5月,经文化部批准,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距1980年我萌生成立硬笔书法组织,时间则过去了十三年。当年我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此时已步入中年,想想这过程的艰辛,我深感在中国做事太累太繁杂,一件小事也许会耗去一个人毕生的智慧与精力。所幸的是中国硬笔书法事业已经从大潮涌动步入平缓理性的发展,年轻的一代会把握方向稳步前行。


书法乃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核心,须臾不可弃也


    教育,教育,中国的书法教育,希望引起社会良心良知的关注。
由于几十年在书法的土地上求索与耕耘,我对青少年的书法教育有种特别的情感。
我在青年时代就向往俄国教育家马卡连柯、赞可夫等人在俄罗斯进行的教育实验。他们在相当范围内,对学生进行分组教学实验,甚至进行长达几十年的跟踪记录,总结出极其宝贵的科学教育经验,这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笔多么可贵的财富!
我想通过从被认可是“中华民族文化核心”的书法教育入手,证实我们先辈们的高论,并将它融入我们日常教育之中。例如汉代杨雄关于“书为心画”的学说;清人刘熙载关于“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也。”近人沈尹默有“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高级的艺术,无色而有画图的绚丽,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郭沫若则指出写字可以培养人“耐心、细致、做事有始有终,关心人、体贴人”等良好风范。我想通过大面积教学实验来证实这一切。
    我的第一个教学实验基地在山东省阳谷县。1998年,我受阳谷县教委主任刘登华的热情邀请,在该县推进书法教育。
    顺便介绍一下,阳谷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经济、文化、教育相对滞后。在隶属聊城市管辖的八个市、县中,阳谷县高考成绩倒数第一,学生厌学情绪严重。刘登华上任教委主任后,适逢国家教委强调“素质教育”,刘登华和教委同事们研究后,提出了“以硬笔书法教育为切入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样,他们先后八次到北京来找我出山。
    在此后三年时间里,每年利用寒暑假,我和我的助手们,由县教委组织下,在阳谷县大面积开办“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班”,对两千名教师进行“强化训练”,每班300人左右,每期12—15天。经培训后的老师要求达到“四会”:会写、会讲、会辅导学生、会批改作业。培训前,每人写一篇作业;培训后再写一篇,两篇贴在墙上进行比较。让众多观看者和书写者本人都惊喜万分,自然也就信心百倍了。在推进书法教育的过程中,阳谷县教委采取了“三落实”的有力措施,即落实课时、教材和教法,并规定板书不合格的教师不能上讲台。
    在此期间,山东省教育厅的领导亲临阳谷,给予高度的肯定,山东省内主流媒体多次宣传报道,硬笔书法教育在阳谷结出丰硕成果,学生们不但语文作业书写美观整洁了,其他学科如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答卷等全部规范书写,教师和学生的教案、作业经常在教室和校园展出,供大家观赏评比,学习风气空前高涨。
    三年后,阳谷县中小学的学习风气蔚然成风,学生高考成绩也跃居聊城八个市县第二名。据说学生的卷面都让批改作业的老师们惊叹不已。由此证明,书法教育在提高学生文化素质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还有一个更令人惊奇的故事,山东省公安厅的专家告诉我:推进书法教育后,阳谷县中小学生犯罪率降到历史最低点。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也很惊异,并询问其故。省公安厅龙廉航同志和济南市公安局盖曰琪同志说,这个调查结果,是经阳谷公安局主管青少年犯罪的副局长等人、根据多年统计数字分析总结后而得出的。原来阳谷县的书法教育,由于县教委的重视和措施得力,极大地调动了中小学生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审美情趣提高,真正培养了学生“耐心细致,做事有始有终”等许多好的品德。于是厌学,逃学的少了,留恋网吧的少了,打架翻墙头的少了,犯罪也就自然少了。
    2000年,山东省和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在阳谷召开了全国现场经验报告会,总结推广“阳谷模式”和经验。
    “阳谷模式”先后在山东、河南、江苏、福建、浙江以及北京大兴等一些县市区推广,成绩不俗。但现有体制下“人走政息”的弊端,特别是“应试教育”并未将写字列入考试的范畴,因而书法教育的推广也就面临困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并持之以恒。


人间有许多繁难的事,相信都会有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这些年,人们对教育的问题越来越关注,很多人士对书法教育深感忧虑,孩子们远离了书法,甚至很多孩子几乎不会写字了。经常有热心的朋友,不无忧虑地对我说:“你们要呼吁呀,要重视呀,不然中国书法就完了。”显然,他们太高看我了,其实我不过一介书生,人微言轻,我们呼吁能改变现状吗?这个问题已经是全国性的老大难问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呢?
    我突然想到,多年来我遇到一些困难,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只要你努力去寻找。
    例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到上海《文汇报》一则消息说,经上海市教育部门调查,上海中小学生“执笔病姿率”(就是握笔姿势错误者的比例)达到75%。我作过观察,上海学生的这个比例,基本上也符合北京及全国学生的比例,按此比例估计,全国每年一亿中小学生,有七千五百万握笔姿势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握笔姿势的错误,会影响孩子眼睛近视、斜视和脊椎骨弯曲等,当然也会影响书写的正确性。“执笔病姿率”高的原因,主要责任不在学校而在家长。三四岁甚至更小年纪,年轻父母就让孩子握笔写字作画,孩子稚嫩的手无力握笔,就养成不正确姿势,到七岁入学时,积习已久,难以改正。
    多年来,我在出版的各种习字帖中,在电视讲座和讲课时,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握笔姿势”的重要性,但效果甚微。到了九十年代,我突然想到,“话说千遍,不如工具一件”,我根据小孩手指握笔的准确位置,用胶泥作了一个小小“握笔器”模型,让工厂试制出一批样品作试验,套在小学生用的铅笔杆上,孩子握笔时固定了手型和位置,两三个星期后,自然而然就纠正过来了。问题就这么简单,一个“握笔器”成本不过几角钱,它却能解决亿万孩子握笔姿势的大问题。
    由这个“简单——复杂——简单”的问题,我们再返回前面提到的“书法教育”危机,小孩子不会写中国字的问题。
    有关部门也关注到这个问题。教育部这些年还发布过一些专门文件,特别是教育部2002年8号文件,《关于中小学生写字教育的意见》,写得非常中肯,正确地指出了“写字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和具体措施。当时我读了就很振奋,还复印了很多份赠给一些学校领导以及书法界朋友。五年前,我又读到《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其中专门提到保护传统文化,要在小学开书法课,等等。
又有许多年过去了,中小学书法教育依然没有起色,而且似乎一年不如一年,据说一些小学生做功课都用电脑了。人们的忧虑实在不无道理,而教育部的文件和《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束之高阁,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政策的落实这么艰难呢?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办法,肯定能解决这个看似老大难的问题。那办法就是,只需要在每年全国中考和高考中作一项规定:考生卷面书写要求美观整洁,在评分上加以体现,至于是加5分还是加10分,力度由有关部门掌握。
    相信到那时,不用再发什么文件通告,全国的中小学校一定会纷纷攘攘地开设书法课、招聘书法老师,各类师范院校也会加强对学生三笔字的训练。于是,社会上一些书法培训班、速成班,甚至吹嘘祖传秘方三个小时教你学会写字的大仙也都会应运而生,鱼龙混杂,趁水摸鱼者必定大有人在。但这跟教育部门无关,你的功绩是把学生的书法热情调动起来,至于那些由此而生的乱事,让工商行政部门去忙乎吧!
首先说明,这办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很多朋友们的共识。以前也好像实施过。
    聪明人会笑话我:是你的脑子太简单了,才会提出这个简单的办法,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
    我承认自己的想法太简单,就像四十年前,全国在轰轰烈烈的“文革”活动中,我在深山里想出本钢笔字帖一样,那时我的想法真的就是很简单。
    我们既然来到人间,面对熙熙攘攘的世界,就作点简单的事,说说简单的话,过个简单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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