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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苑》

汤一介先生与《儒藏》工程
 

   

汤一介先生与《儒藏》

 

汤一介先生在思考 

历史上,明、清两代均曾有儒家学者提议编纂《儒藏》,终因工程规模浩大,未能付行。上世纪90年代,年过七十的汤一介先生重倡编纂《儒藏》之议,奔走呼吁,得到了张岱年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大力支持。2002118日,张岱年先生和季羡林先生分别以93岁和91岁的高龄参加了第一次《儒藏》学术研讨会。1127日,第二次研讨会召开的时候,季先生已经住进了医院,他不能亲临会场,就写信将他的意见带到会场。 

说明: 20022002-11-8第一次会议

《儒藏》工程得到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的指导和支持。2002118,张岱年

先生(前排左二)、季羡林先生(前排右二)参加《儒藏》工程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200312月,《儒藏》工程在北京大学的全力支持下在中国教育部立项,汤一介先生任首席专家,季羡林先生出任首席总编纂。2005922日,《儒藏》“精华编”样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身为首席总编纂,季羡林先生在病床上郑重写下了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感谢各方面的朋友对《儒藏》编纂工作的支持和关心。第二、《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第三、要在《儒藏》的编纂过程中树立良好的学风,必须扎实地工作,细致地工作,负责任地工作。”

20097月,93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欣然手书 “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竖轴一幅,赠送汤一介先生,藉此表达他对《儒藏》这一民族文化工程的欣喜和支持。 

93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为《儒藏》工程题词 

20099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在“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出版座谈会”上,汤一介先生明确提出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须有中华文化的复兴来配合、来支撑”的重要思想。他经常讲到,“今天我们编纂《儒藏》,可以说正在实现着400多年来中国学者、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梦想”。他曾坚定地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编好,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他希望通过对儒家文献的系统整理,“给人们提供对儒家思想文化进行研究的比较完整系统的可靠资料,以便我们更好地利用人类文明这一份宝贵的遗产,为人类社会得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以及人类的和谐安宁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454日,北京大学校庆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到北京大学人文学苑看望了汤一介先生,他仔细了解了《儒藏》编纂情况,赞扬汤一介先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嘱托汤一介先生保重身体。 

           

20145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与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         
 汤一介先生送习近平主席步出人文学苑

 

2014627日,“《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召开,88岁高龄身患重病的汤一介先生以极度虚弱的身体状况亲临会场致辞。在充分考虑到《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已将接近收官之际,汤一介先生又一次明确提出了一定要将《儒藏》全本编完的希望,他说:“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的时候就希望继续把《儒藏》的全本完成,因为如果不完成全本,就说明《儒藏》并没有完成,只是完成了部分。”他号召大家必须继续努力,他说:“在这个一百册出版的时间,我想我们的团队,及参加这个工程的同志都有这个心愿。”在致辞的最后,他缓慢而坚定地表示:“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为这个工程尽我的力。” 

2014627《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会场

201499日,与病魔顽强斗争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汤一介先生怀着对《儒藏》工程的拳拳之心和念念不舍离开了大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始终关心和关注着《儒藏》工程的方方面面,满怀着胜利的希望。 

北京大学在人文学苑设汤一介先生吊唁灵堂 

     《儒藏》——

中国当代一项关乎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

2002年,在汤一介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多次邀集国内外专家学者举行《儒藏》学术研讨会,论证讨论,制定方案。20035月,北京大学成立以季羡林先生为名誉主任的《儒藏》工程指导委员会和以汤一介先生为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工程依托北京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学术传统,整合北京大学人文学科资源,联合中国国内及韩、日、越三国50多家高校和学术机构近500名学者,启动《儒藏》工程。200312月,以汤一介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中国教育部200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季羡林先生担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四位先生担任总编纂。20046月,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汤一介先生任中心主任。

 

说明: P1010006总编纂合影 四人齐

《儒藏》总编纂(从左至右:孙钦善教授、庞朴教授、

汤一介教授、安平秋教授)在北大治贝子园合影留念 

《儒藏》工程包括编纂和研究两部分。编纂工作分为“精华编”和全本两步进行。《儒藏》先期成果“精华编”收录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500余种,同时收录受到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韩国、日本、越南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重要的儒学文献150余种,共计650余种,约2.3亿字,计划编为339册,于2015年完成编纂,2017年完成出版。《儒藏》全本计划收书3500余种(含“精华编”),约13亿字,规模超过《四库全书》,将基本囊括中国(包括韩、日、越三国)历史上比较有价值的儒学著作,计划于2025年完成编纂与相关研究。目前,“精华编”已正式出版一百册。 

《儒藏》工程部分成果

《儒藏》工程研究工作也取得可喜成果。九卷本500万字的《中国儒学史》已于2011年正式出版,并获得中国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自出版以来已先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奖项。韩、日、越三国的“儒学史”编写工作也已展开,作为日本《儒学史》编写工作的起步成果,其重要儒学著作仓石武四郎的《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已于2013年初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儒藏总目•经部》已于2011年初正式出版。《儒家经典与思想研究》集刊目前已顺利出版六辑。

2011年,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儒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合作,正式启动了十卷本《经学史》的撰写,计划于2015年完成。多卷本《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计划在两年内首期完成近百万字的资料汇编和现代人研究论文汇编两项工作,2017年完成专史撰写。

作为一项中国建国以来人文社科领域最大的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中国人文学界迄今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合作交流项目,《儒藏》工程旨在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既对儒学文献进行全面整理,又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并像《佛藏》、《道藏》那样,将儒家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嘉惠学林,涵育未来世界的文化生机。 

     《儒藏》——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的一项创举 

《儒藏》“精华编” 

《儒藏》工程规模浩大,非北京大学一家所能独自承担。在立项之初,中国教育部明确要求北京大学认真组织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为此,北京大学作为牵头单位,邀集海内外50多家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近500位专家学者开展合作,并根据《儒藏》各部类的特点及各合作单位的专长进行分工,组织联合攻关。

《儒藏》“精华编”和全本不仅收录中国的传世文献,而且收录当代的出土文献,同时还系统收录东亚和南亚地区其他国家历史上重要的汉文文献,从而大大拓展了收书范围。这种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在中国古籍编纂史上尚属首次。

《儒藏》“精华编”所收文献,按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经过简明校勘、标点,以繁体、竖排方式排印,这既可避免与近年来影印的诸多大型古籍丛书重复,又便于利用,更便于制作成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图书,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代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需要。 

学界同仁眼中的《儒藏》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然而历史上,其主体是儒学。儒学的主体地位,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实际上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之所以说孔子是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总结和发展了前代文化,启迪了后世。我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必须重点探索儒学。我们现在有《儒藏》这样一个伟大工程,把历代的儒学著述汇编起来,真是功莫大焉。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认为,编纂《儒藏》是一项超时代、跨文化、多学科的文化工程。他在200511月“北京论坛”的主旨发言中讲到:“现在国内最优秀的一批学者愿意聚在一起,来完成《儒藏》编纂这项伟大的工程,这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不仅仅代表学术界,更是向社会、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正在很严肃地对待我们文化资源的整理。”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称赞《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乃是“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和“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时代”过程中的学术盛筵。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儒藏〉与新经学》一文,发表在2009831《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在这篇文章中,饶宗颐先生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现在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原型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活现在我们眼前,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如苏轼诗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们应该再做一番整理工夫……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也是世界汉学家共同的期待。”

  《儒藏》工程不仅得到国内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也得到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支持。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在他发表在2009831《光明日报》“国学版”的《〈儒藏〉的世界意义》一文中指出:“不仅在社会实践方面,也在人与宇宙的观念方面,中国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大相异趣,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向。启蒙运动后,西方思想家不再对中国感兴趣,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被认为在现代化发展上难有出路。然而,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表明了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中国的文化能力。与此同时,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西方反而表现出无能为力……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不能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可能还应该对儒教精神在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清晰追问中进行重新认识。依我之见,《儒藏》的重要意义是给当代思想家从中国传统最重要的思潮中汲取精神遗产的一个平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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